台灣人必看的電影，一起《返校》補齊那年缺的五堂課
年度唯一票房破億國片《返校》，同時又入圍了本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新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新演員等12項大獎，成為今年金馬獎的最大贏家，可以說是名利雙收，對於去年至今低迷的國片市場無疑打了一劑強心針，台灣的軟實力依然堅強。
《返校》改編自2017年赤燭工作室發表的同名冒險解謎的恐怖遊戲，當年遊戲一推出後便引起網友一致好評，雖然是簡單的2D橫軸點選式的玩法，卻因為豐富且完整的故事腳本，以及生根於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背景而獲得盛讚。
經過兩年的時間，這個故事由新銳導演徐漢強改編成電影、李烈擔任監製，故事本身並無太大的異動，仍以翠華中學的方芮欣為主角，不過進一步增強了原先在遊戲中並無太多戲份的男主角魏仲庭，並維持了章節式的敘事方式，以非線性的方式讓觀眾有如同玩家一般逐步解開謎底的趣味，雖然看似懸疑驚悚的類型電影，然而對於細節、美術、剪輯與畫面營造絲毫沒有馬虎，達到國片的高水準，同時又帶入對歷史的反思，讓《返校》成為台灣人必看的經典之一。
我一共看了這部電影三次，玩過遊戲的我起先不太敢抱持太高的期待，第一次看完意外於電影的高度還原與創新，把故事完整且精彩的呈現，留下了不錯的評價，第二次更仔細的看後發現，不少細節的巧思，不過整體而言卻也認為其實有點過譽（真的是今年華語電影最大贏家嗎？）畢竟電影呈現的相當直接，又具有類型電影的結構，不過第三次看完我確定了，這雖然不是一部完美的電影，雖然有一些部分可以處理得更好，但無可否認的是《返校》絕對會帶給台灣觀眾我們必須知道，卻不知道的事。
接下來．就用美術、音樂、文學、歷史、電影供五堂課的時間，讓我們一起《返校》補齊整個世代台灣人，或許因為忘記、或害怕想起來而缺漏的記憶拼圖。
第一堂：美術課－水仙的樣子簡單，活在自己的世界。不會孤單的，有人懂就好。
《返校》這部電影的美術與近年的國片相較，表現算是相當傑出，既有針對歷史背景的考究，又有對於遊戲設定的還原，同時又展現出了驚悚電影的詭譎氣氛，替這部電影增色不少。
傅孟柏在戲中飾演的張明暉，是一位海歸派的美術老師，同時也是翠華中學讀書會的創立者，在戲中我們看到了他與方芮欣會在神社的階梯前約會，這場戲在遊戲中是完全沒有的，在遊戲《返校》裡面我們只有看到紙上已經畫好的水仙，這一場兩人單獨的階梯約會新增也成了電影結局的關鍵。張老師來了以後不發一語的低頭畫著水仙，但為什麼是水仙呢？
方芮欣看了一眼說：「又再畫水仙，比水仙美的花多的是。」
張老師則說：「水仙的樣子簡單，活在自己的世界。不會孤單的，有人懂就好。」
相較於遊戲裡什麼也沒說，電影倒是把水仙的意涵講得更明白了一點，談到水仙的意義，就必須講一下希臘神話「納希瑟斯Νάρκισσος」。
納希瑟斯是河神與水澤女神所生的兒子，他的面貌俊美、眼神燦爛如星辰，是當時希臘最俊美的美少年，許多女性都比不上，然而他自己卻不知道自己的模樣，那是因為在他小時候，河神父親詢問了祭司自己小孩的命運，祭司告訴他們「只要納希瑟斯不要看到鏡子裡的自己，就能長命百歲。」因此河神命人把所有的鏡子都拿走了，納希瑟斯從來都不曉得自己長成什麼樣子，只知道許多人被他的面貌所迷倒。
有一天納希瑟斯在林中漫步時，一位仙子艾可被他俊美的外表所吸引，艾可緊緊的跟著他，艾可沒辦法主動開口說話，只能重複別人說過的話，納希瑟斯並沒有發現艾可，自顧自的走到一處湖邊，因為口渴而想取水啜飲，就當他接近湖邊時看見了一個面貌俊美的人，突然間他被湖裡的人影給深深吸引，他凝視著對方俊美的面容，慢慢的、溫柔的靠近這個湖中的美男子想把他的面貌看的清楚，然而當他太過接近而碰觸到湖面時，那個男子卻又模糊消失，納希瑟斯以為自己嚇跑了對方，潛入水中卻遍尋不著。
過了幾日，納希瑟斯又來到湖邊，又看見了湖面的人影，這次他不敢輕舉妄動，只是靜靜地凝視著對方，對方也凝視著他，艾可看到了這樣的景象卻無法開口告訴納希瑟斯那個人影就是他自己，當納希瑟斯對著湖面說「你好漂亮」艾可也重複了「你好漂亮」，納希瑟斯以為那是湖面的人回應他的告白，因此更加癡迷的凝望著對方，他看著湖中的自己看到廢寢忘食，因為深怕對方消失也不願意離開，就這樣看到自己筋疲力竭，他多麼希望能觸碰自己所愛的人，然而他卻無法，一直到最後他臨死前說了聲「再見」，艾可也說「再見」。
納希瑟斯死後，他生前凝望的那個處湖邊長出了一朵水仙，水仙也照映著湖中的自己，孤影自憐，自負而自戀，艾可則消失在林間，再也沒有出現，後世便把「水仙花」稱為Narcissus，而Echo就是回音的意思。而水仙於是又稱為「戀影花」有自戀的意思，然而後世又延伸的花語是堅貞不移的愛情。
二來，張老師在畫水仙的時候雖然有跟方芮欣講話，然而頭幾乎不曾抬起來過，暗示著張老師確實是個自戀、自信的人物，具有理想性的悲情英雄主義，也因此當殷老師當時提議說要把讀書會關起來，同學們說要輪流去找張老師拿書，也就代表了張老師沒有把讀書會關起來的打算，比起殷老師了小心謹慎，張明暉或許早就做好了覺悟，自己為了理想要把學生帶往什麼樣地方，「活在自己的世界，不會孤單。」然而，他的學生卻並非各個都是水仙。
在拉遠一點來看，水仙雖然是外來種，甚至原產於中國，但這句話用來隱喻台灣的政治現況，其實也貼切不過，很多談論中國與台灣關係，總是在比較誰的國力強盛、城市發展，一派人說中國經濟較好，另一派人就反駁台灣的文化較好，然而這樣的比較其實沒有意義，並不代表誰比較好、比較強就必須要統一誰，正如同鄭南榕在獄中寫下的那句話，「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是我們是好國好民。」就算比水仙美的花多的是，「可是水仙的樣子簡單，有人懂就好。」
第二堂：音樂課－「這首歌也快要被禁了吧。」「那就趁現在多彈幾遍。」
順著美術課繼續講的神社前階梯那場戲，方芮欣在筆記本上畫下了鋼琴的黑白鍵，教老師彈了一首曲子，這首曲子是他用來逃避家裡父母的爭執吵鬧，學校壓力的方法，那首歌是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於日治時期創作的歌曲《雨夜花》，由周添旺作詞、鄧雨賢作曲，由歌星純純主唱，1934年，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將其灌錄成78轉的唱片推出，大受歡迎。據說這首歌原為兒歌《春天》，是在周添旺改填詞《雨夜花》後才寫出了這首悲情淒涼的女性情歌：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暝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這首歌在日治末期被改編為軍歌《榮譽的軍夫》，用以鼓勵台灣人接受徵召參軍，卻也因為這個緣故，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將《雨夜花》列為禁歌，在1949頒布的《戒嚴令》第3條明訂：「凡詆毀政府或首長，記載違背三民主義，挑撥政府與人感情，散布失敗投機之言論及失實之報導，意圖惑亂人民視聽，妨害戡亂軍事進行，及影響社會人心秩序者，均在查列之列」。
花落土，花落土，有啥人通看顧，無情風雨誤阮前途，花蕊凋落欲如何。
雨無情，雨無情，無想阮的前程，並無看顧軟弱心性，予阮前途失光明。
雨水滴，雨水滴，引阮入受難池，怎樣予阮離葉離枝，永遠無人通看見。」
當時禁歌的原則為「意識左傾、為匪宣傳」、「抄襲共匪宣傳作品曲譜」、「詞句頹喪，影響民心士氣」、「反映時代錯誤，使人滋生誤會」等，而《雨夜花》既然是一手悲戚情歌，自然被指詞句頹喪，又其被改編為日本軍歌更是難以傳唱，然而當時禁歌並非一次全部禁，而是長官想到哪裡禁到哪裡，有些歌明明前一兩個月還能唱，但後來卻又不能唱了，理由其實千奇百怪。
舉例來說，鄧雨賢創作的四首名曲「四月望雨」都曾被列為禁歌，《四季紅》因為有「紅」這個敏感字，《望春風》則是歌詞談論男女情愛，《月夜愁》也是因為曾被改為日本軍歌而遭禁。
不過，《返校》要我們上的音樂課並不是歌曲遭禁，因為那就沒有音樂了，重點在於雖然台灣經歷了長達38年又56天的戒嚴時期，這些歌曲被官方禁聲了將近四十載，兩代人的校園、廣播、電視都聽不到這些歌，然而台灣人並沒有把這些曲子遺忘，想像一下，假設當年會這些歌的人20歲，40年後已經60歲了，但他卻沒有把這些曲子給忘記，到了解嚴以後，這些歌曲又重新被翻唱，這些褪色的記憶重新被染上鮮豔活潑的色彩，也許官方可以控制人民的聲音、限制人民的耳朵，但這些旋律就像是刻在台灣人的骨子裡一樣，我們永永遠遠都不會忘記。
其實流行歌曲象徵的是共同的歷史記憶，不管是上流階級、平民百姓大家都能哼唱出幾首相同的流行歌曲，音樂是喚醒記憶非常重要的媒介，《返校》的片尾曲，找來雷光夏創作《光明之日》，他的外公正是在白色恐怖時期於馬場町遭槍決的政治受難者，他以「光明報事件」為題材創作出這首溫柔的曲子，「握在手中的 自由如此輕盈／你把它留下獨自奔向樹林／依稀仍聽見你說…
.....請平凡而自由地生活吧！」
第三堂：文學課－「樹葉有愛時／便化成花朵／花朵敬拜／結出果實」
與《返校》的遊戲相較，電影用了更多更多的典故，包含了詩、小說與散文。今天的文學課，首先要談的就是詩。「樹葉有愛時／便化成花朵／花朵敬拜／結出果實」，這首詩是殷老師在讀書會中帶大家讀的句子，但她還沒有唸完，惡夢就開始了。
這首詩出自印度詩人泰戈爾的《飛鳥集Stray Birds》的第134首，原句如下：
the leaf becomes flower when it loves.之所以要看原句，是因為當時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譯本，雖然泰戈爾的書是禁書，但據說被禁的原因不是因為泰戈爾鼓吹印度獨立與民族自決，而因為翻譯《飛鳥集》的學者鄭振鐸，生於溫州的福建人，泰戈爾的《Stray Birds》1916年才成書，鄭振鐸1920年便翻譯成《飛鳥集》在上海出版，算是相當早的華文譯本。
the flower becomes fruit when it worships.
然而後來國共內戰爆發，鄭振鐸與國民政府立場不同，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全國文協研究部長等要職，是中共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因此他所著作的書籍、翻譯的作品遭台灣當局政府嚴禁，不過《Stray Birds》其他版本的翻譯似乎就沒有問題。
而電影選用的就是當年鄭振鐸的譯作，因為這首詩句，後來也被翻譯為「綠葉戀愛時便成了花。花崇拜時便成了果實。」，其實讀起就有不同的感受，鄭振鐸的翻譯著重在愛與敬拜，而後者則較專注於呈現綠葉、花、果實三者的關聯性。
下面那一句也有同樣的狀況，「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並不要求什麼報酬」原文是：「the roots below the earth claim no rewards for making the branches fruitful.」也被譯作「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不要什麼報酬。」少了「並」與「求」兩個字，看似沒差，但讀起來也有不同的節奏感。
電影之所以會選擇這兩首詩，不會是隨便亂挑的。第一首詩討論了愛與崇拜兩種不同情緒，卻經常被世人所混淆，崇拜不是愛，正如同樹葉也無法成為果實，這首詩反映出女主角方芮欣內心對於愛的誤解，真正的愛不會成為恨，她崇拜老師，但她以為自己愛老師，其實她根本沒有真正了解張老師，只是崇拜與依賴，最後反而害死了他。
第二首詩講樹根與果實，當然很多人都理解這句是在講教育家，講殷老師無私的奉獻，然而我卻覺得不只這樣，老師與學生其實不像是樹根與樹枝，樹根反而像是在講土地、國家、民族，無私的養育著我們卻從來沒有對我們要求過什麼回報，這樣的概念聽起來很像愛國分子，確實沒錯。
其實，當年許多反抗威權政府的知識分子不是不愛國，而是太愛國了，他們其實可以選擇離開台灣、遠走他鄉，然而卻因為希望自己的國家與家鄉可以正常化、自由化、民主化，所以這些菁英決定留下來，用自己的生命和威權拚搏，他們抵抗的並非國家，也不想要推翻國家，他們抵抗的是政權，是為了鞏固權力不擇手段的獨裁者，當權者透過國家機器控制人民，意圖讓知識分子痛恨國家，但真正有罪的不是國家，而是操縱政府的人，樹根沒有要求什麼報酬，但若沒有樹根就沒有我們。
談完《漂鳥集》的詩句，接著來讀讀小說。在電影中段，方芮欣從魏仲庭的脖子裡面取出了一本書，那是俄羅斯小說家屠格涅夫的《父與子Ottsy i Deti》，有一說這本書被禁是因為屠格涅夫是蘇聯人，不過，事實上可能同樣是翻譯者的緣故，翻譯《父與子》的是中國重要的現代文學作家巴金，他是五四運動的重要人物，在國共內戰後留在了中國，更擔任中國文聯常委等要職。因此他的書籍、譯作也被國民政府禁止，不過當時台灣很多書商偷偷隱去譯者姓名，或換個譯名照樣在市面上流通。
再談《父與子》這本小說，電影中其實只有一閃而過，藏在《世說新語》的封面裡，屠格涅夫寫於1862年，以保守派的父親與激進份子的兒子間的互動，撰寫世代的鴻溝，同時也對於激進的自由主義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作出了深刻的辯證，雖然這部小說距今超過150年，但這樣的情節如今每天仍在台灣各個家庭中上演，不信？你去找個韓粉長輩來對話看看，或許就知道那種感覺了。
而電影選擇《父與子》這部小說作為方芮欣拿給教官的證物，表面上是因為這本書談論許多關於社會主義與左派思想的內容，不過我卻認為更關鍵的意義是「傳遞與溝通」。政治上，左派與右派是光譜的兩個極端，幾乎是水火不容，但我們作為一個人，思想並不是只有政治，父與子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他們仍是父與子的關係，仍有家人的情誼，而小說之所以成為經典也在於屠格涅夫寫出父子相異與相同。
同樣的，在電影中方芮欣之所以把書拿給白教官，絕對不是因為她認同白教官象徵的權威，也不是因為她擁護將自己的父親帶走的國家政府，更不是因為她認為讀書會是有罪的行為，方芮欣之所以拿書給教官，純粹只是因為錯誤的忌妒殷老師，而這樣忌妒無關乎左派或右派，無關乎政治立場。
也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的選擇雖然不是出於政治原因，最後卻造成了政治結果，回過頭來看，魏仲庭將《父與子》交給方芮欣是因為他愛學姊，方芮欣把《父與子》交給白教官也是因為她愛老師，可惜最後一切的愛，都成了國家殺死人民的把柄。
我們有獸性和惡魔性，但也有著神性。
有利己主義的欲求，但也有愛他主意的欲求。
最後要談的，也是在電影最後才出現的一篇文章，張明輝被槍決前在獄中對魏仲庭出的一道考題，這句話出自日本學者廚川白村的著作《苦悶的象徵》，這其實是一本文藝理論合集，算是論述型的散文，他的結論「文學就是苦悶的象徵」被後代的文人們掛在嘴邊津津樂道，但說實在話，真的有把這本書看完的文青可能就不多了。
《苦悶的象徵》被禁同樣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因為是日本文學，但這其實這樣的論點站不住腳，當時有太多日本文學在市面上了，真正的主因應該也是與譯者有關，譯者為中國現代文學家魯迅。和前面兩位巴金和鄭振鐸比起來，魯迅應該就有名多了，至少我們都在課本讀過幾篇他的小說，魯迅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重要推手，是知名的左派作者，他的作品高舉反封建、反傳統的思想，展現人文與社會的寫實關懷與前衛創新，且雜文批判政府之猛烈，讓他的作品也一度在台灣需要改名才能閱讀。
評論家廚川白村死於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時年僅42歲，《苦悶的象徵》是在他死後集結出版的藝文理論集，大致分為《創作論》與《鑒賞論》兩部分，魯迅曾經留學日本習醫，也是在那段歲月接受到了社會主義的啟蒙棄醫從文，他在1924年就開始翻譯《苦悶的象徵》，更寫了引言與附記補述，可見他對於本書與廚川白村的認同。
電影之所以在最後寫了一段《苦悶的象徵》，當然不只是因為編劇也想抱怨「文學是苦悶的象徵」。要看這篇文章的隱喻，關鍵仍舊在於「我們有獸性和惡魔性，但也有著神性。有利己主義的欲求，但也有愛他主意的欲求。」這句話，其實還有後面一段，「如果稱那一種為生命力，那這一種也確乎是生命力的發現，這樣子，精神和物質、靈和肉、理想和現實之間、有著不絕的不調和，不斷的衝突和糾葛。」
而這樣的衝突就造就了張明輝、殷翠涵，造就了讀書會、方芮欣，當然還有造就了魏仲庭的惡夢，張明暉當然知道自己有一天可能會被抓、被槍決，但基於神性與愛他主義，他仍然選擇堅持理想，在靈與肉間的掙扎、選擇了精神更勝於物質，因為這兩者都是生命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對張老師而言，他必須選擇不招供而死，因為那是他自己的救贖。不過，對魏仲庭而言，他必須選擇為了活著而招供，因為那是他被賦予的責任。說穿了，這兩個人就是靈與肉的選擇，是惡魔性與神性共存的證據，張老師要告訴魏仲庭和方芮欣，不要自責，沒有完美的人，沒有人從不犯錯，所有人都是在精神與物質兩者掙扎間做出選擇，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生命的縫隙，我們必然有著彼此的欲求，不需要為此而難過。「你是犯了錯，但錯的人不是你。」
以上就是《返校》的文學課，有認為我有錯誤詮釋的地方？還是有沒有講清楚的事情嗎？歡迎留言把您寶貴的意見和問題告訴我，或許我們可以一起討論，看待這部電影的方法。
第四堂：歷史課－「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
「人類對威權的抗爭，就是遺忘對記憶的抗爭。」－米蘭．昆德拉《笑忘書》《返校》從遊戲到電影，人物有更動、情節有調整、場景有增加，不變的是，故事背景奠基於台灣那段白色恐怖的戒嚴歷史。許多人都有注意到，在遊戲裡方芮欣的學號是5350126，電影卻變成493856。有媒體報導這是電影的彩蛋、代表台灣從1949年開始戒嚴，經歷了長達38年又56天的白色恐怖，但是這個時間點是正確的嗎？
再開始之前，必須先釐清一件事：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不能被混為一談。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1947年2月27日到5月16日，肇因於天馬茶房前私菸取締，進一步點燃全國民怨的沸騰，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頒布了第一次戒嚴令，以兩面手法鎮撫兼施，從中國大陸調派軍隊鎮壓，導致嚴重慘劇。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不計其數，沒有官方檔案的歷史文獻記載，根據口述，許多人都被當場擊斃。
「白色恐怖」則是另一段時間時期，台灣第二次頒布《戒嚴令》在1949年的5月20日，當局以查緝匪諜為由陸續頒布了《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對人民進行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的嚴密管制，此時期的受難者多經過了逮捕－關押－審訊－判決－服刑等審判的過程，只是用的是軍法。
最終，政治受難者會有一紙判決書敘明罪名與刑期，算是可供參酌的歷史文獻。不過，即使有經過審判，但當年的判決多不公開，且許多罪證都是來自官方刑求後捏造的自白書，大部分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都是被羅織罪名、牽連入獄。
當年，總統蔣中正曾說，「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放過一人」，以保密防諜之名行剷除異己之實，對人民的思想做洗腦與限制，根據當前國家檔案顯示，台灣在白色恐怖時期有超過一萬六千人受到審判。你可能會想問，有什麼證據證明他們是無罪？
回答這個問題，可能要先討論一下什麼是有罪的？違背國家的法律就是有罪嗎？「意圖」顛覆國家算是有罪嗎？希望獨裁者下台算是有罪嗎？或許這些人確實在當年違反了法律，但那並不算是有罪，你只能說他們不願意配合獨裁者的政策，在思想上選擇自由。在今日罪刑是用實際行為來判斷，但是在當年是用人民的思想來判決。
回到一開始說的，台灣的戒嚴雖然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了，戒嚴令確實長達達38年又56天，但這並不代表台灣的白色恐怖落幕，因為當時備受爭議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仍在實施。
事實上，在1991年發生知名的「獨台會案」，廖偉程、林銀福、王秀惠、陳正然、安正光等五人因組成讀書會，閱讀獨立台灣會創辦者史明撰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深受啟發，並赴日訪問史明，回台後協助宣傳相關資訊，但卻因為台獨思想，被認為「意圖顛覆國家」遭到法務部調查局逮捕，被以《中華民國刑法》100條起訴，最高可處死刑，引起社會關注，又稱為「末代叛亂案」，有拍成紀錄片。
《刑法》100條，在1935年頒布的時候長這樣：「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為什麼可處死刑呢？原因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也因此電影《超級大國民》的海報上，政治受難者被送上刑場前，才會在頭上比著二一，也就是當年俗稱的二條一，唯一死刑。
1991年，戒嚴後過了四年，李登輝政府才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同年五月立法院廢止了《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然而真正關鍵的《刑法》100條一直到1992年才完成修正，多數研究台灣史學者都認為，一直到《刑法》100條修正完成後，台灣長達42年的白色恐怖才算是真正落幕。
1992年修正《刑法》100條，只增加了六個字，卻是事關重大的六個字，「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就因為少了這六個字，不曉得有多少台灣人葬送了自的生命。
在這裡又需要討論另外一個議題，也就是說，想要推翻國家到底有沒有罪？最近幾年，台灣國內政治走向民主化，但隨著網路時代來臨，我們面對了中國的資金滲透，在我們現在的法律中，只要他沒有以強暴或脅迫的方式著手實行，即便宣傳推翻中華民國，也是沒有犯法，保障自由的限度在哪裡？國家安全的界線又在哪裡？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也必要清楚回答的問題。
此外，魏仲庭的學號501014，則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被槍決的日子（1950年10月14日）。沒錯，再過幾天之後，就是鍾浩東逝世69年，其實從鍾浩東的案子，我們或許可以提供上面那個問題的某種答案，因為他確實是想要推翻國家，而且也著手實行的共產黨員之一。
鍾浩東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屏東，二戰時期前往中國參加抗日戰爭，戰後回台擔任基隆中學校長，然而在二二八事件後他親眼目睹了國民政府的殘暴，轉而加入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開始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討論左派思想，1949年8月他遭到逮捕，許多基隆中學的師生都接連入獄，鐘浩東於1950年10月14日被押赴刑場槍決前，獄友合唱「幌馬車之歌」替他送別。
包括李行導演的《原鄉人》、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裡面其實都能看到鍾浩東的身影，他的故事也被寫成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延伸閱讀與觀看。
之所以解釋這兩個案子，是希望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情景，當年台灣有左派的共產黨人，有希望獨立建國的人，對政府而言，他們都是「意圖」推翻國家，而這樣意圖包含了閱讀禁書、聽禁歌、集會遊行、發傳單等等。
其實，「白色恐怖」並非台灣獨有，在許多國家民主化的歷史都有經歷了類似的過程，甚至到今天還有許多國家都仍持續上演這樣的事情，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手段、手法或許不同，但重要的特色就是政府都會以「顛覆國家」的罪名來逮捕政治犯。
政治犯又稱為思想犯，他們因為被懷疑有顛覆政權的思想而被判刑入罪，而國家之所以實行白色恐怖，通常都美名為保護國家安全，但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鞏固獨裁者的政權。
白色恐怖是個多義的名詞，政府透過嚴刑峻法來恐嚇人名，進而達到控制人民思想的手段，讓人民對於國家法律感敬畏與害怕，這是最直接的意義；再者，因為白恐的罪行是思想，舉凡你閱讀的書籍、穿著、聽的音樂、書信來往的對象都可能成為羅織罪名的證據，再加上當時政府大力提倡「檢舉匪諜」的措施，檢舉匪諜在當年可獲得巨額獎金，同時「包庇匪諜與匪同罪」的恐嚇，導致人與人之間其實沒有信任，彼此猜忌，你可能今天抱怨政府制度很麻煩，隔天就遭到檢舉被抓走。
你不敢告訴別人你看什麼書、喜歡什麼電影、討厭誰，因為那些「思想」都可能成為政府幫你安上罪名的要件，而且可能你跟某人在幾年前講過話，過幾年後他被抓，你也會受到牽連而入獄，根據政治受難者所說，一旦入獄，除非真的有顯赫背景，否則很難有機會脫罪，愈是替自己辯白，最終的下場就是刑求更慘、刑責更長。
白色恐怖的白色指的是當權者，直白的理解是當權者施加給人民的恐怖，但換個方式來讀，是當權者自己的恐怖，會實施戒嚴的獨裁者其實是最害怕得那個人，他害怕什麼？他害怕自己的權利被剝奪，這便是白色恐怖的第三層意義，獨裁者實施嚴刑峻法，企圖控管人民的思想，是把自己得害怕轉介到社會。
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霸凌者很多時候也是曾被霸凌的人，他們因為內心的膽怯而欺凌他人，以為那是勇敢，但其實那只是讓膽小更顯露無遺。
白色恐怖的最一層意義，是恐怖記憶的傳承，這些威嚇的恐怖，透過教育、刑法、社會體制滲入人民的基因裡，於是民眾開始害怕觸碰政治，迴避討論敏感議題，不敢評論時政與官員，甚至沒有勇氣挑戰權威，而這樣的害怕與恐怖透過家庭傳給下一代，即使到解嚴至今，還是有許多人的思想沒有真正的解嚴，許多人沒有意識到自己仍被困在白恐的思想中，不知道了忘記了什麼，也從來沒有機會去害怕想起來。
「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有人忘記了，自然有人會記得，可能有人會問，忘記又怎樣？記得又如何？記得當然有意義，不只是自己要記得，也要讓後世記得，不只記得自由的得來不易，但更重要的是記得自由是如何被威權一點一滴的剝奪。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就是記得的其中一人，他在1968年參與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運動，並成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這場運動後來遭到蘇聯軍隊的鎮壓，他被列上了黑名單，因此流亡法國，他在《笑忘書》寫下了：「人類對威權的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爭。」因為當我們遺忘了過後，威權隨時都會悄然復辟。
《返校》替這句話做了很好的註解。當我們記得獨裁者的思想，記得恐怖主義的手段，歷史的悲劇就不會重演。也因此電影中不停的放大「記得」，當方芮欣決定自殺，殷老師問他：「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當張明輝要被押去刑場，他告訴魏仲庭：「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當方芮欣被抓之後，白教官問她：「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而方芮欣說：
「不要！我再也不要忘記！」
或許我們可以一一檢視一下這部電影中的每個「記得」分別是要記得什麼。首先，第一個「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這句是話是殷翠涵對方芮欣說的話，要她記得是自己把張老師等人害死的事實，這是屬於加害者的記憶，然而她另一方面卻也是一個受害者，在台灣轉型正義的路上，我們看到了受害者的記憶，但加害者並沒有現身，很多當年的間接加害者或許仍活在自責的陰影中走不出來。
第二句，張明暉對魏仲庭說：「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這句就很清楚了，他要魏仲庭記得記憶的得來不易，並好好珍惜。最後，白教官問方芮欣，「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這句話其實就有點曖昧了，他要方芮欣忘記痛苦，這段痛苦是指什麼呢？是方芮欣檢舉了張老師？是方芮欣害死了同學？是方芮欣的爸媽離異？其實都不是，這句話的痛苦是當年所有人被政府欺壓、恐嚇、霸凌的痛苦，所以當他說了我再也不要忘記，國家機器的化身，才會碎裂死亡，當人民記得，且世世代代都記得，才能真正的民主。
然而，真的是不忘記就好嗎？或者說，到底我們記得什麼？要怎麼樣記得呢？經典文學名著《1984》就說：「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了未來。」歷史的詮釋權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而當我們不夠了解歷史的時候，只能夠看見被別人詮釋過的歷史，正如同你正在看我寫的這篇文章。
歷史課的最後要談史觀，時至今日，還是有很多人仍認為，政府當年戒嚴並沒錯，是因為特殊的時局不得不得這樣做，如果當時沒有做，台灣現在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如果當時沒有做，台灣就沒有經濟奇蹟，如果當時沒有做就怎樣怎樣云云…
他們之所以仍這樣詮釋戒嚴，因為他們得知到的歷史是好的那一面，我們必須承認，所有的事情都有一體兩面，端看從哪個視角來切入歷史，詮釋不是問題，但重點是絕對不要流於片面。
你要找戒嚴正面的例子，戒嚴時期當然也有抓到共產黨的間諜，同樣的，要看負面的例子，更是堆積如山，但必須回到歷史脈絡去看，思考戒嚴實施的動機，是否對應了造成的後果，為何不是只實施三年，而是實施了四十年？為什麼不能關十年、二十年不夠，要判死刑？歷史是複雜的，所有簡化的判斷都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在過去的課綱裡，我們看到中國史比台灣史更多，甚至從來沒有質疑過為什麼中國史不算是世界史？因為政府掌握了我們獲取資訊的來源，決定了什麼是人民該看，什麼是不該看的。然而，在資訊交流快速的今天，我們已經可以上網搜尋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還有不同史觀的詮釋方式，或許還不夠全面，但重點是我們不要放棄去了解歷史的脈絡，不要急著放入自己的成見。
有人質疑，年輕人又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又記得什麼，又要忘記什麼？」但我想問的是，難道我們真的不會記得自己沒發生過的事情嗎？我們也許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但可以透過書本、影片去了解政治受難者的故事，我們可以走進國家人權博物館，參訪不義遺址去學習歷史。當年的台灣人也沒有經歷過自由與民主，但他們卻知道自由與民主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我們才身而為人。
第五堂：電影課－「可是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人了喔。」
《返校》是一部電影，但電影中還有另一部電影，當方芮欣把書交給白教官後，穿上喜愛的洋裝，去電影院買了張票，進場時電影已經演到一半了（明明說那是她唯一期待的事情，卻還是遲到，顯見根本不在意電影演什麼）。雖然那部黑白電影的畫面只出現幾秒，但那場戲相當關鍵，作為最後揭開謎底的轉折戲碼，也讓不少人看到雞皮疙瘩，這也是我玩遊戲時印象非常深刻（被嚇到）的一段情節—從沒有人變成滿滿的人，但這些人都是死人。
這種戲中戲、影中影的手法，在電影中非常常見，導演或編劇經常會透過電視、電影院、課堂投影等方式，在電影中又放另外一部電影，通常與情節沒有直接關係，多是反映故事發生的年代背景、向導演自己喜愛的導演及作品致敬，或者是讓兩部電影產生一些連結性。
舉兩個近期的例子，本屆奧斯卡最大贏家的《羅馬》（Roma）在電影院裡撥放1966年經典喜劇《虎口脫險》（La Grande Vadrouille），反映了故事時代與地區，《虎口脫險》是法國最暢銷的電影之一，在那個年代的墨西哥法語區想必也深受歡迎；剛獲得威尼斯金獅的《小丑》（Joker），湯瑪斯．韋恩出席慈善晚會看的是1936年卓別林的喜劇經典《摩登時代》（Modern Times），這是一部虛構未來時代的電影，透過喜劇的方式諷刺資本主義將人工業化的情節，同時也因為是一部喜劇，卓別林在戲中極盡出糗，也反映了「小丑」的論述。
回到《返校》，方芮欣去電影院看的是1962年的台灣黑白電影《兩相好》，由李行導演，大多數觀眾可能也不記得它在演什麼，但應該記得有看到「長頸鹿」，很像類似動物園的場景，其實這算是導演徐漢強的彩蛋，因為他過去拍過的七部短片中，每一部都有出現長頸鹿，而他首次拍攝長片留下這個標誌。
除了長頸鹿外，《兩相好》這部電影其實與《返校》有著彼此呼應的間接關聯，電影講述一個外省籍的中醫師與本省籍的西醫師兩家診所比鄰而居，兩個家庭的語言不通、文化相異、醫術無干，生活過程不免有些嫌隙，不過隨著生活久了，兩家的孩子互相喜愛上對方，起先家長對於省籍成見而阻止兩人交往，但愛情的力量難以阻擋，最後兩個原本水火不容的家庭，卻因為下一代的相愛而和解更結為親家，電影展現出族群融合、多元包容的意涵，但背後當然代表著當年省籍情結確實是台灣這塊土地很大的裂痕。
之所以選用《兩相好》，一來是因為年代與《返校》的故事時代相同，再來是因為有長頸鹿，但這兩個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兩相好》裡族群和解的意義，和《返校》放在一起來看非常的重要。
然而，這個重要對比性映襯，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解釋方法。正面解讀的話，或許導演想表示，只要願意接納與改變，不同族群間的隔閡、代溝也能逐步的迎刃而解，即便台灣曾經有過這樣一段傷痕的歷史，但我們都沒有放棄，和平共處、彼此友愛與尊重的未來，對於那段歷史可以有驚悚懸疑的呈現，但也能拍成燦爛溫馨的電影，這也是為什麼住在眷村外省軍官的女兒方芮欣，會與一個留學返國的左派知識分子張明輝談戀愛，因為愛是超越一切的力量。
不過，這樣的解讀連我都無法說服自己。就在《兩相好》放了幾秒後，方芮欣說：「你終於不會丟下我一個人了。」身旁的張明輝說：「可是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人了。」然後，投影片很快就跳片，變成了老師與讀書會的同學被逮捕押上軍車的畫面，《兩相好》就像是一個虛幻的假象，藏在這個捏造、虛構的和解溫馨下，其實是台灣人民被逮捕、槍決的事實，《兩相好》確實是當年健康寫實風格的電影代表作，希望帶給社會正面的力量，但是這真的有助於社會的和解嗎？
《返校》這場戲無遺提出了強烈的指控－那個年代的當局政府透過電影催眠人民，社會是和藹可親、國族是共榮和平、國家充滿了自由與愛等等，這些正面的力量，都成了白色恐怖最大的反諷，政府並沒有真的要人民過這樣的生活，只是藉由娛樂文化洗腦人民不要去想現實的殘酷、威逼、壓迫與戒嚴，而始終都不願意面對事實的方芮欣，終於在這裡戳破謊言。而這樣的解讀雖然更貼近，但卻也很危險，因為白色恐怖或許造成省籍對立，但它絕對不是只有省籍問題，當年有許多同樣是外省人的政治受難者，如果侷限拉回到省籍中，那作為一部歷史電影是非常危險且錯誤的事情，當然，如果是類型電影可能就算了。
這段剪輯確實非常精彩，音效與美術也都讓人雞皮疙瘩、毛骨悚然，用魔幻寫實的方式，讓方芮欣看著自己最愛的人被自己親手害死，最後走向結局，不過這部電影到這裡算是最高分了，電影課不是要說電影中的電影，而是要和各位討論《返校》到底是一部怎麼樣的電影？
老實說，看到最後這一段我才篤定電影敘事結構的缺陷，電影或許為了呈現遊戲解謎式的敘事方式，以一種非常斷裂，接近於表現主義的方法在拍攝不少關鍵的情節，而且沒有多做解釋，甚至可以說只是為了神還原而把它從遊戲搬到電影，卻缺乏了遊戲的敘事脈絡，讓沒玩過遊戲的觀眾絕對會一頭霧水、錯誤理解。
電影分為「惡夢」、「告密者」、「活下來的人」，仔細回想這三個部分的連貫點非常的牽強、極度讓觀眾出戲，在遊戲裡面斷裂、重複與解謎的關聯緊密，玩家會持續參與劇情的推進，甚至是可以停下來多想一些，但是在電影中不行，觀眾是被動的接收這些破碎的訊息，或許少部分的人可以勉強組織，但絕大多數的人只能看懂一個大概，倒轉、虛實交錯、重演都會成為觀眾看這部電影的累贅，但又不得不說這可能是忠實還原遊戲最好的方式。
但為了還原遊戲，卻犧牲了非常多電影的元素，人物無法完整建立、劇情破碎化等，為了補足這些缺漏造成的電影空洞，只好在電影的最後結局，把它用極為淺白直接的方式講出來，可以說淺白到失去了故事的美感，以及歷史的省思空間，用很粗暴的方式把省思完的結論丟給觀眾，觀眾有非常多種，有些玩過遊戲、有些沒有，有些瞭解白恐歷史、有些完全不懂，有些政治立場偏獨、有些則偏統，這些也都不是二分法，而是坐落在光譜上面。
當一部作品要談論歷史的轉型正義時，前面沒有充足的故事與知識，而是突然把結論丟出來，就讓這部電影的成就大為打折，沒辦法成為台灣的《謊言迷宮》或《辛德勒的名單》，因為它的理念先於故事，而當故事無法撐起來，理念也就潰散了，這是電影很大的禁忌。
返校的遊戲一共有兩個結局，一個是方芮欣自殺，另一個是方芮欣與魏仲庭活下去，相較於電影的直白，遊戲中白色恐怖只是一個背景的設定，更多是著重在人物的選擇與愛恨忌妒上面，看似很像淡化了政治元素，其實反而加深了玩家理解這段歷史的可能性與隱喻性，然而電影最後加了自己的結局，把方芮欣變成地縛靈，不只不要忘記，張明輝的遺書還要「致自由」，老實說這三個字根本就不是張老師寫給方芮欣，而是徐漢強想寫給觀眾看，可能可以說突破了第四道牆，但我卻覺得那是忍不住要說理，讓故事頓時分崩離析。
我在開課前最一開始時就說，自己看了三次《返校》，第一次看完佩服於電玩改編的成功與娛樂性質，但第二次看完開始擔心大家雖然被娛樂、感動卻未必了解背後的核心，第三次基本上確定了這個問題，但我只能給出「台灣人都必須看的電影」這樣的結論，之所以強調只屬於台灣人，是對其他國家文化來說，這部電影缺乏了普世性，很難把故事的感動帶給其他觀眾。
老實說，多數充分認識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人，應該多多少少感覺這部電影演得太直白，甚至是膚淺了些。這樣的直白，讓電影變得真的只像是一部驚悚的類型電影，而少了從驚悚中看到歷史反思的深度，這樣的驚悚類型電影的後果，就是不了解的人會用自己的方式解讀故事，無論是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或加害者，可能都很難從電影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更多可能。
對於死忠的國民黨支持者而言，他們仍可以被這部電影給娛樂，因為對多數觀眾來說這既不真實，而且也缺乏了脈絡，正如同過去「白色恐怖」被略而不談，現在雖然談了，卻像是在講都市傳說的鬼故事般，並無太大幫助。
原先我對遊戲改編並不期待神還原，更期待能破除遊戲敘事的框架，重新編寫出一個完整的、屬於電影的劇本，觸碰政治在台灣早已不是一個問題，但我們或許應該試著讓政治變回一個命題，多年來台灣的兩黨政治造成選民彼此的成見，幾乎是壁壘分明、水火不容，然而政治不是是非題，民主不是只選黨不選人，只看人而不就事論事，《返校》失去思考空間，也就同時失去了更多詮釋的可能。
2017年1月，大三下學期，我暑假剛從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現為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人權園區）實習結束，雖然實習只有短短一個月，但那年夏天對我的人生卻是相當巨大的改變，老實說，我對於歷史的認識也停留在高中課本，記得那些年份、事件和選擇題的答案，但從沒想過歷史到底是什麼，也沒想過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到底經歷了什麼，而這些謎底都在博物館裡獲得了解答，也因此當我看到了台灣本土團隊製作的遊戲《返校》以白色恐怖為背景，不太懂電玩的我，迫不及待的下載了Steam、辦了帳號、用郵局的金融卡付款，當天晚上嚇得半死的把遊戲給破關。
遊戲與電影，同樣都屬於娛樂文化的一種媒介，讓大眾有機會接觸歷史的關鍵，在遊戲裡面，即便對於歷史一知半解、白恐一無所知的玩家，仍可以獲得與理解的人一樣，甚至更高的遊戲樂趣，然而在電影中，卻已經挑好了他的觀眾群，他替某種政治正確果斷的發生，卻沒有讓另一邊的聲音在電影中被還原，而這樣的故事缺陷，或使仍源於台灣對於轉型正義不夠充分，所謂原諒與往前走，應該要讓每一個立場不同的人都能對話、發聲，互相理解彼此經歷的經驗，並判斷那些經驗的當代公平正義的意涵，要如何還給過去的錯誤一個相對正確的結果。
事實上，台灣對於「轉型正義」的研究論述幾乎可以說是非常成熟，而在國際間對於這樣歷史改編為電影的詮釋往往更為嚴肅且深層。特別是德國，幾乎每年都會看到一兩部優秀的轉型正義作品，像是《謊言迷宮》、《希特勒回來了》、《無主之作》等，而在韓國則以歷史紀實的方式，來提供觀眾重新理解那段歷史的故事，《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華麗的假期》、《1987》。
我得強調，《返校》並沒有拍得不好，在氣氛營造、美術、劇本、演技上仍然表現的相當出色，可能是近年來最好的台灣電影，只是娛樂性吃掉了許多論述的層次，除了那些數字的彩蛋、美術的考究、旁白的廣播，觀眾很難從這部電影得知更多東西，也沒有賦予這個故事更多的當代意義。
不過，《返校》應該被看做一個開始，台灣電影改編電玩的開始，台灣人從本土的歷史尋找題材的開始，《返校》的成功，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新的典範，讓台灣轉型正義的電影，能持續出現，成為下一代的觀眾，理解台灣這座島嶼歷史的重要媒介。
歷史是當代重新詮釋記憶的方式，加害者總會希望受害者把傷害忘記、撫平傷痕，看似安撫受害者康復痊癒，事實上是害怕錯誤被記得的記憶，我們之所以記得歷史不是為了擊敗誰，而是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現。這其實不難理解，就跟我們被霸凌、偷竊、性騷擾必須把他指出來一樣，我們不能縱容加害者，持續為非做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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